在柬埔寨诈骗园区，个人的价值可以被精确标价。中国籍人员在黑市上价格高达一万五千美元，韩国、印尼等国籍人员则在两千到五千美元之间波动。这不是人才市场的竞价，而是血淋淋的人口买卖明码标价。

  2025年前8个月，仅韩国公民在柬埔寨失踪人数就达330名，远超2024年同期的220名。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被高薪招聘诱骗的年轻人，他们怀揣改变命运的梦想踏上柬埔寨，却发现了自己坠入地狱。

  柬埔寨西哈努克港，曾经宁静的渔村，如今已成为诈骗园区的代名词。这里园区被三至四米高的围墙、铁丝网和碎玻璃包围，内部戒备森严，进出需通过多道铁门，由持枪警卫和监控设备把守。

  18岁的越南女孩祥莹曾被囚禁在这里的一个诈骗园区，她回忆道：“在那里我就像囚犯一样，被剥夺姓名，仅以编号代称。”她每天工作长达16小时，任务是利用互联网诈骗越南民众。未完成业绩的人会遭受殴打或电击。祥莹曾被拖入“小黑屋”，反复用电棍电击直至昏厥。即使在被救回三年后，她仍会在梦中惊恐地喊出“别打我”。

  韩国大学生朴敏鎬的遭遇更为悲惨。一名幸存者描述，朴敏鎬死前全身瘀青、皮肤裂开、骨骼外露且无法自主行走。死亡证明显示，他的直接死因是“因酷刑导致的剧烈疼痛”。他在被送往医院途中死亡，而这一切始于他被犯罪团伙以2000-3000美元的价格转卖到柬埔寨波哥山犯罪园区。

  对于那些幸运逃离柬埔寨诈骗园区的幸存者来说，身体的创伤可能跟着时间愈合，但心理的创伤却难以抚平。许多回国者被诊断出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需要长期心理治疗。

  一位幸存者坦言：“即使回到了韩国，我每晚仍会做噩梦，梦见又被抓回了柬埔寨。最痛苦的是，我骗了不少韩国同胞，包括老人和家庭主妇。”这种负罪感与创伤记忆交织，形成难以摆脱的心理阴影。

  然而，比心理创伤更为残酷的是社会对幸存者，尤其是女性幸存者的偏见和歧视。许多受害者回国后不仅面临就业困难，还要承受周围人异样的目光和恶意的猜测。

  在相对封闭的农村地区，这种偏见更明显。去过柬埔寨的年轻女性，不论其遭遇如何，常常被默认为“不洁”或“有罪”。没人关心她们是否被诱骗、有没有遭折磨，只爱嚼舌根猜测她们经历了什么。好像去过那个地方，年轻貌美就成了“原罪”。

  社会对回国女性的歧视不仅不合理，还会造成深远的二次伤害。当受害者都在扛着创伤后应激障碍夜夜难眠时，旁观者却忙着给她们贴标签。真正该被唾弃的是那些骗子和施暴者，但偏见的社会却让幸存者为别人的恶行买单。

  这种偏见在就业市场上尤为明显。许多雇主对有过柬埔寨经历的求职者心存疑虑，担心他们与犯罪组织仍有牵连，或心理健康状态不稳定。这使得本就脆弱的幸存者更难重新融入社会。

  一位从柬埔寨诈骗园区逃脱的年轻人描述了回国后的困境：“即使身体获得了自由，心灵却永远被禁锢在那个可怕的地方。社会的偏见和歧视，比柬埔寨园区的铁丝网更难突破。”

  虽然一些国家慢慢的开始采取行动，如韩国政府加强了对金边的旅行警告，并与柬埔寨警方商讨设立“韩国人服务台”等合作方案，但对幸存者的支持体系仍显不足。

  警方的一次次突袭行动虽然能解救一些受害者，如金边警方在桑园区成功捣毁一个网络诈骗窝点，逮捕了80名涉案人员，但针对回国幸存者的长期心理支持和社会融入项目却寥寥无几。

  更令人担忧的是，即使在受害者回国后，他们的家人仍可能接到勒索电话。朴敏鎬的家人就曾接到过勒索五千万韩元的电话，这给本已悲痛的家庭带来更多困扰。

  诈骗园区内的经历已经将受害者的身份认同摧毁殆尽。祥莹回国后长期封闭自己，不敢与陌生人接触，也不会再使用社会化媒体。当母亲轻轻触碰她的肩膀时，她会惊恐地跪地求饶。这种条件反射般的恐惧，是虐待留下的深刻印记。

  另一位曾被困在诈骗园区的越南男子描述了他目睹的恐怖场景：“我看到很多人手脚被打断，甚至头骨裂开。”这些记忆如同噩梦般缠绕着幸存者，即使身处安全的家乡，心灵仍被困在那些可怕的日日夜夜中。

  冷漠的社会环境使这些幸存者难以找到倾诉和理解的对象。偏见如同一堵无形的墙，将受害者与社会隔离开来。他们不仅是犯罪行为的受害者，还成为社会偏见的牺牲品。

  康复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对于14岁的四川少年唐某某来说，即使在被从缅甸妙瓦底诈骗园区救出后，他仍面临身体上的挑战——双腿严重溃烂，需要紧急治疗。身体上的伤口可以愈合，但心理的创伤需要更精心的护理。

  扬州市救助管理站为唐某某提供了医疗救助、心理疏导和返乡帮助，这种全面的支持对幸存者的康复至关重要。然而，这样完善的救助案例并不多见。

  更多的幸存者在回国后面临的是资源匮乏的心理支持系统和社会的不理解。许多人因为恐惧和羞耻，选择隐瞒自己的经历，独自承受痛苦。

  为什么社会对从柬埔寨回来的女性存在如此严重的偏见？这背后是深层文化观念在作祟。在许多文化中，女性常常被视为“贞洁”的象征，一旦遭受性暴力，不论原因如何，都会被某些人视为“玷污”。

  这种陈腐的观念使得受害者不仅需要面对创伤记忆，还要承受不公正的社会评价。正如一位观察者指出的：“好像去过那个地方，年轻貌美就成了‘原罪’，没人关心她是不是被诱骗、有没有遭折磨，只爱嚼舌根猜她经历了什么。”

  这种偏见在封闭的社区中更明显。在福建的一些农村，从柬埔寨回来的女性可能面临终身的污名化，即使她们是犯罪的受害者。社会的不理解成为比诈骗园区更难突破的牢笼。

  虽然女性受害者面临更多的偏见，但男性幸存者同样面临严峻的挑战。回国后，许多男性受害者发现雇主对他们的经历心存疑虑，不愿意雇佣有“柬埔寨经历”的人。

  一位韩国幸存者表示：“即使回到了韩国，我仍感到被社会抛弃。雇主们担心我与犯罪组织有联系，或者心理健康状态不稳定。”这种歧视使得本就艰难的康复之路更加坎坷。

  男性受害者同样承受着心理创伤。他们不仅遭受身体虐待，还因被迫参与诈骗活动而背负沉重负罪感。然而，在许多社会中，男性往往被期望要“坚强”，这使他们更难公开表达痛苦和寻求帮助。

  诈骗园区幸存者面临的挑战不仅来自创伤记忆，更来自社会的偏见与歧视。当受害者努力重建生活时，偏见成为他们难以逾越的障碍。唯有当社会学会以同理心而非偏见对待幸存者时，他们才能真正获得自由。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